在莘县历史上有一家父子两人都考中了进士，那就是“理学名臣”孙肇兴和孙玉泽父子。

明清时期的科举考试，分乡试、会试和殿试三级进行。乡试，又叫“秋闱”，省级考试，由布政使司主持，生员参加，考上为“举人”；会试，又叫“春闱”，国家级考试，由礼部主持，举人参加，考上为“贡士”；殿试，国家级考试，皇帝主考，贡士参加，考上为“进士”。殿试分三甲录取，第一甲赐进士及第，第一名叫“状元”，第二名叫“榜眼”，第三名叫“探花”。凡考中进士的，统统被任命为官员。一般来说，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翰林院编修，二三甲考选为庶吉士，也都是翰林院官，其他或授给事、御史、主事，或授府推官、知州、知县等。

整个清朝，聊城考中进士的总共才不过 60 人，可见考取难度之高。相对应的，一旦考上进士也就等于做上了官。在莘县历史上却有一家父子两人都考中了进士。那就是“理学名臣”莘县人孙肇兴、孙玉泽父子。目前，莘县老宅等村庄的孙姓与孙肇兴家族同本共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父子“壬戌进士”传美谈

孙肇兴（1583-1661），字兴公,号振宗，生于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其先祖孙敬于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自山西省洪洞县城南小董村迁至山东省莘县北银河店，以耕读为业，忠厚传家。后来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朱元璋的外甥李景隆率数十万军队在聊城、莘县、阳谷一带与燕王军队进行殊死搏杀，旷日持久，民不聊生，孙家二世祖孙惠携眷避居于河南归德府柘城县洪福集，一住就是几十年。后来，孙姓三世祖即孙肇兴的曾祖父考虑到莘县的祖墓无人祭扫，便带着岳母和妻儿回到东昌府莘县白塔村(今山东省阳谷县定水镇双楼村，可见当时莘县管辖的区域不小)定居，孙肇兴的祖父孙朝臣、父亲孙东阳一直在此居住。后来，又有孙氏后裔迁居莘县、阳谷等地。

明朝天启二年(1622 年)，孙肇兴登进士。初授江南淮安府山阳县知县，任期五年；清朝顺治元年，授天津兵备道；顺治二年，改山西学政、山西按察司副使、布政使司参政；顺治三年，改江南右布政使；顺治八年，改广西左布政使；顺治十三年，任宗人府府丞、工部右侍郎，后改工部左侍郎。

孙肇兴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教育家。所著《四书约说》、《四书题说》等书，进呈御览，颁行天下学宫，即全国科举士人的教科书。顺治皇帝称赞他是“理学名臣”，钦赐“斯文宗仰”匾额。状元少保大学士傅以渐、刑部尚书任克溥，都是孙肇兴的学生。孙肇兴退休后徙居聊城光岳楼南街路东孙家胡同 (今聊城实验小学院内)。

孙玉泽是孙肇兴的大儿子，字伯润，号岱峰。他是康熙二十一年(1682 年)进士，授直隶河间府静海县知县，到任后赶上灾年，他赈灾捕蝗，积劳成疾，竟累死在官署。

康熙二十一年(1682)即壬戌年，孙肇兴是明天启二年(1622)进士，天启二年亦是壬戌年，父子二人考中进士相距六十年，所以状元礼部左侍郎邓钟岳题赠匾额曰“父子壬戌进士”，一时传为美谈。

二、明末孙肇兴政绩斐然

据孙晓南于清同治四年（1865 年）六月所撰《振宗公列传》和其他史料记载：孙肇兴，生于明万历十一年五月十一日（1583 年 6 月 30 日）申时，“少力学，刻意为文，试屡第一。”考取秀才后即博览群书，“以躬行实践、立说著书为己任”，并不拘泥于八股文章。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 年）考取第 61 名举人；天启二年（1622 年）考取第三甲第 65 名进士，授江南淮安府山阳县知县，任期五年。期间，他广施德政，治理有方，兴利除弊，为当地百姓做了很多好事，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1.界定地亩，均衡田赋。明天启年间，山阳县的土地屡遭黄患，以致阡陌不清，归属难辨。农户之间相互争执，纠纷不断。针对这种情况，孙肇兴参照朱元璋颁行的田亩制和《周礼》中的“田赋定田亩”的办法，决定对全县境内的土地重新丈量，然后再按照各户田赋的多少以及土地的肥瘠差别界定地块。折算后的土地分为上、中、下三等，上田一亩折制田一亩；中田、下田按照制田亩的收获量，有的三五亩折制田一亩，有的七八亩甚至十余亩折制田一亩。折算后的土地按照制田的标准征收田赋，叫做“京田”。实际土地面积按照标准丈量时的面积统计，并且根据收成的变化情况变更土地的等级和田赋。

这种办法颇为公正，既平息了农民之间的土地纠纷，又保证了朝廷的赋税收入，赢得了山阳百姓的赞誉。后来，这种方法推广到其他州县，历经明清两朝。

土地改革以前，华东军区依然按照京田制征收粮秣。土改时，方才按照土地实际面积分配土地，但仍然确定不同等级土地的农业税收。

2.甘冒风险，复田千顷。万历十年（1582 年），督漕尚书凌云翼“以运船由清江浦出口多艰险，乃自浦西开永济河四十五里，起城南窑湾，历龙江闸，至杨家涧出武家墩，折而东，合通济闸出口。”尽管《明史·河渠志》予以肯定，但他高高筑起两岸河堤，堵截运河以西的水路，致使管家湖以西的千顷良田尽沉水底，良田被淹，当地百姓苦不堪言，怨声载道。然而，数十年间更换了几任知县，无人敢惹漕督衙门。

孙肇兴任山阳知县后，走遍了河西村寨，实地考察了地形，倾听到民众的呼声，深切地体验了百姓们的艰难处境，感叹不已，遂暗下决心，一定要为民除弊兴利。为了保密和减轻百姓的负担，孙肇兴没有向百姓征收工程用款，而是捐出自己的薪俸购买良石和木料，他本人也不出面，委托已退休在家的乡宦何世爵悄悄地筹划指挥。就在漕督衙门府内那帮达官贵人花天酒地、醉生梦死之际，一条高三尺、宽四尺、长三十五丈、上面盖着条石的涵洞，在运河河底下面四尺深的地方悄然竣工。

这一涵洞“西出西堤以吞、东出东堤以吐，于是河西千顷之涛，复为良田。”待漕督调离后，孙肇兴则将事情的原委向上司汇报。由于修建涵洞既没有动用官银，又未影响漕运，所以得到官方的认可。

山阳县的百姓十分感谢孙肇兴的功德，给这座涵洞起了一个十分响亮的名字——伏龙洞。伏龙洞后被泥沙淤塞，但遗址迄今尚存，在今淮安水泥制品厂附近。

3.兴文课士，人才济济。在消除水患、田赋均平、山阳百姓安居乐业之后，孙肇兴又把目光转向当地的教育事业。他本人“高才邃学”，通晓经史，是教授士子、培养人才的内行专家。他不但督促县教谕和训导们办好教育，还常常挤出时间到奎斗宫为秀才们传道、授业、解惑。

在孙肇兴的关怀培育下，明天启至崇祯年间，山阳县考取进士四人，举人十余人。其中，夏曰瑚在崇祯四年（1631）考取第一甲第三名进士，即“探花”；陈台孙在崇祯十三年（1640）考取第三甲第八十一名进士。夏、陈二人均为淮安一带的知名人士。孙肇兴的显著政绩，赢得了山阳人民的爱戴和敬仰。他调离山阳时，数以万计的民众夹道跪送，赠送一巨匾，上书：“民之父母”四个大字，落款是“江南山阳 县绅民公送。”当地人民自发地筹集资金，在南门里文庙街预备仓傍奎斗宫立祠塑像，春秋祭祀。清朝鼎盛时期，庙宇重新修缮，孙肇兴的塑像至清同治四年（1865年）尚存。《淮安府志》中铭载着他的历史功绩，并给予极高的评价：“肇兴仁足以兴利，才足以治事，古良吏不能过也。”

明天启七年(1627 年)岁次丁卯，孙肇兴任江南乡试同考官，所取多知名人士。离开山阳的孙肇兴，到北京后，崇祯年间历任工部虞衡司主事、兵部武库司主事、河南布政使司右参议兼按察司佥事。在任兵部武库司主事期间，以国事为重，大义凛然，弹劾司礼太监张彝宪。崇祯四年（1631）九月，朱由检重用宦官张彝宪，令其钩校户、工二部出入，为之建署，名曰：“户工总理”，踞两部尚书之上。“工部侍郎高弘图不为下，抗疏乞归，削籍去。彝宪益骄纵，故勒边镇军器不发。”当时正值清兵占居辽东，羽毛渐丰，大肆犯边；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人领导的起义农民军蜂拥而起，声势浩大，大明王朝危在旦夕。孙肇兴恐延误军事，为国家民族计，遂不顾个人安危，上疏弹劾张彝宪误国。崇祯却听信张彝宪的谗言，反加罪于孙肇兴，将其逮捕入狱，后发配军中戍边。崇祯八年（1635）八月，在众多文武大臣的力荐声中，崇祯帝收回成命，孙肇兴官复兵部武库司主事。次年，命张彝宪守备南京，不久即身死名裂。

三、清初孙肇兴德政教学双馨

入清后孙肇兴擢升天津兵备道。顺治二年（1645）二月二十七日，孙肇兴任山西督学，“出其所著《四书约说》、《选定文规》、《程墨正音》授诸生，晋人之文一变。”是年，创修了《孙氏族谱》，为后人研究孙氏家族史提供了珍贵的史料。顺治三年（1646）四月二十六日，孙肇兴任江南布政司右参政管布政使事。

顺治八年（1651）七月八日至顺治九年（1652）七月五日，孙肇兴任广西左布政使。布政使是仅次于总督和巡抚的地方高官，官阶从二品，掌管财政和人事。后因病归。回乡后，闭门著书，以山林隐逸怀才报德。山东巡抚耿焞荐“肇兴学品可大用”。顺治皇帝福临召见并问以治平之策，孙肇兴立进《用人惩贪疏》，受到顺治的赏识，任命他为宗人府府丞，掌管皇族的谱牒和族中事务。顺治十三年（1656）十二月二十一日，孙肇兴被任命为工部右侍郎；是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改工部左侍郎，官阶正二品。顺治十四年（1657）十一月九日，孙肇兴因年迈退休，之后徙居聊城光岳楼南街路东孙家胡同（今实验小学院内）。

孙肇兴不但是一位清正廉明的好官，更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教育家。“所至与士子指画谈说，终日不倦。”所著《四书约说》《四书题说》《选定文规》《程墨正音》等书作为钦定教科书，影响了一代士人。登门拜师求教者不计其数。状元少保大学士傅以渐、刑部尚书任克溥，都是孙肇兴的学生。翰林院编修德州宋弼在《少保大学士傅公传》中说：傅以渐“三岁能诵书，十岁能属文，稍长，从大师受经讲明义理之学，选为博士弟子。”其中的“大师”究竟是谁？宋弼并未说明，但我们断定是孙肇兴。武定府教授耿贤举在《皇清诰授光禄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学士兵部尚书加一级傅公家传》中说：傅以渐十余岁“博极群书，从少司空孙公肇兴讲明理学。”这两则史料进一步证明：傅以渐是孙肇兴的亲授弟子，孙肇兴是明末清初公认的“儒学大师”。

孙肇兴著名的弟子还有姚思孝、张采、赵士春。姚思孝，字永言，明直隶江都（今江苏扬州）人，崇祯元年（1628）第三甲第 18 名进士，官兵科给事中。他目光敏锐，识破了张献忠的诈降诡计，力谏熊文灿不可轻信，果然不出其所料。姚思孝博学多才，书法绘画俱佳，明亡后削发为僧，遁入空门，著有《朴庵疏草》。

张采，字受先，明直隶太仓（今江苏太仓）人，崇祯元年（1628）第三甲第四十名进士，授江西临川知县，他催强扶弱，名声大震；福王朱由崧弘光年间（1645）任礼部员外郎。其性情严峻，是非分明，慎交友，不随俗。著有《知畏堂集》，《太仓州志》。

赵士春，字景之，明直隶常熟（今江苏常熟）人，赵用贤之孙，崇祯十年（1637）第一甲第三名进士，即“探花”，授翰林院编修。次年，上疏弹劾兵部尚书杨嗣昌夺情，违背了崇祯皇帝的旨意，被贬为广东布政司照磨，由正七品降为从八品。后复官，终左中允，官阶正六品。

孙肇兴所著《四书删补约说》（明崇祯刻本），是姚思孝、张采、赵士春三人共同校对订正的。

四、孙肇兴故居

顺治十八年九月二十日（1661 年 11 月 11 日）戌时，孙肇兴在聊城逝世，享年七十九岁。“钦赐葬祭，树华表，具威仪，勒词丽牲于父墓之隧道，奉旨崇祀乡贤祠。”灵柩安葬在双楼村北两公里处，即今东昌府区沙镇前化庄西南百米许，墓前立碑刻石，修筑大量的石马、石羊、石香炉等。

清廷特准在其故乡双楼村立碑纪念，并修建楼宇两座。莘县士民还在县城树立了“皇清工部左侍郎加一级仍支从二品俸资政大夫孙公振宗万民感恩碑”，县衙街前建立石制牌坊，以缅怀他的功绩。

孙肇兴的故居，朱红色的大门坐北朝南，门上悬挂着一块光彩夺目的金字匾额，上书“少司空第”四个大字，落款是“皇清状元东昌邓钟岳书”；厅堂大门上亦悬挂着一块光彩夺目的金字匾额，上书:“启文堂”三个大字，落款是“门生傅以渐敬书”；厅堂正中墙壁上悬挂着顺治皇帝钦赐的两块匾额：“理学名臣”“斯文宗仰”，皆是御笔亲书。

其他几块著名的匾额：“经元”，落款是“皇清状元傅以渐敬书”；“亚元”，落款是“皇清相国傅以渐敬书”；“经魁”，落款是“刑部尚书任克溥题赠”。

孙玉泽的正厅匾额“嘉会堂”，落款是“愚孙婿邓钟岳书”。这些匾额表明了孙肇兴及孙氏家族历史地位之显赫。

清代聊城启文书院地址就在孙家胡同。乾隆三十九年（1774），胡德琳将他在聊城县城孙家胡同购置于孙肇兴的曾孙孙启淑的宅院，历经四载，建成启文书院。